隨著數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需要盡快形成一個新的針對信息安全，尤其是數據安全的國際治理共識和框架，從而確保國際關系和平、穩定的發展。信息安全的根本所在是數據安全，因此需要從全球視野出發，全面了解各國對于跨境數據流動問題的不同認識和理解，促使各國形成對于跨境數據流動規則的國際共識。當然這并非易事，因為跨境數據流動涵蓋數據主權、隱私與安全、法律適用及管轄權、競爭戰略等多種復雜元素。
一、要客觀認識跨境數據安全，杜絕因其迫切性和重要性而盲目照搬傳統安全觀。目前，國際社會對于信息安全和跨境數據安全并沒有形成統一共識，各國只能從自身能力、資源、優勢等方面出發，基于本國利益來定義信息安全。但是這樣的安全觀并不具有國際普遍性，導致各國在跨境數據流動的政策法規方面差異較大。當前，國際社會對跨境數據安全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種：
美國采取的典型的“促進型”模式。美國在全球數字經濟中居于領先地位，其戰略旨在促進數據自由流動形成引流效應。美國通過屬人保護和數據控制者等名義以國內立法建立境外執法權，以保護本國利益為由調取使用他國數據；通過影響國際組織規則、打造多邊協議等方式利用強權為其提供獲取境外數據的通道，拓展網絡空間疆土，掌握和控制全球數據使用，以便滿足自身利益需求。
歐盟、英國、新加坡和日本等數字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區和國家采取的各具特色的“平衡型”模式。“平衡型”模式的監管思路是通過屬人原則獲取境內外高標準隱私保護，在此前提下支持跨境數據流動，以充分性認定、建立信任機制等方式維護數據立法話語權。
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沙特等國家，因缺乏強有力的數據引流能力，如果放開管制可能導致數據大規模向發達經濟體輸出而削弱自身競爭力，因此，采取屬地原則限制重要數據出境，形成了優先考慮安全保護的“本地化”政策模式。
二、要客觀理解跨境數據安全的主要特征。從全球來看，各大經濟體的數據出境治理戰略顯著地呈現以發達國家為主的“自由流動”和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本地限制”兩大類型。發達國家以屬人原則和控制延伸為主，實現數據領域的“長臂管轄”，如美國積極鼓勵其他國家數據流入，尤其在貿易合作中，要求各國破除跨境數據流動壁壘，同時，通過多邊合作渠道圈定數據自由流動區，為本國獲取境外數據提供便利通道。發展中國家則一般采取屬地原則，以數據本地化實現數據安全和產業保護，比如俄羅斯要求數據本地化，即數據首先存儲在俄羅斯境內，在合規的情況下可有序出境。當前，跨境數據安全治理在國際社會中依然被現實主義所驅動，無序、無規則的國際競爭是當前的主要特征。盡管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對數據治理體系的構建起步較早，并且率先提出數據戰略和相關行動計劃，但對于建立在國家安全基礎上的跨境數據流動規則仍處于探索階段，且各國分歧較大。
三、要認識到跨境數據流動治理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一些國家的政府未必能夠掌握最核心的技術：獲取數據的能力。在一些國際沖突事件中，面對黑客組織的輿論引導和數據竊取行為，不論是在技術上還是規則上，目前國際社會普遍缺乏應對手段。黑客組織的活躍對各國網絡空間自主攻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國需要強化自身網絡風險評估能力，及時排查開源軟件和數據系統存在的潛在風險與安全隱患，避免為黑客組織提供可乘之機。各國在研究應對網絡威脅策略時，需要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不搞單邊主義和陣營對抗，攜手應對這一共同挑戰，以確保全球網絡空間的安全與穩定。通過為跨境數據安全建立有序的國際治理框架，明確更加具體的公共應用領域和禁止領域，通過國際規則消除當前的無序狀態，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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