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國正式被列入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經濟體并參加排名,標志著營商環境建設進入與國際高標準對標的新階段。與此同時,“新質生產力”作為貫穿各地“新春第一會”的關鍵詞,正在從政策理念走向產業實踐。二者交匯之下,營商環境如何從服務一般性市場主體的“通用便利化”,走向精準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產業生態化”成為核心命題。


作為深耕營商環境與產業發展研究的第三方機構,我們調研發現:營商環境與新質生產力并非單向服務關系,而是“雙向奔赴”。一方面,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對要素配置、制度供給提出差異化需求,倒逼營商環境從“放管服”向“產業生態”系統化升級;另一方面,優化的營商環境加速創新要素集聚,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新質生產力提供支撐,這也是我們為地方政府提供決策支撐的核心邏輯。


一、理論邏輯:營商環境是新質生產力最直接可干預的核心變量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塑造與之相匹配的新型生產關系。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內部諸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發展客觀上要求生產關系做出相應調整,但生產關系調整涉及多部門、多領域及復雜利益協調,操作難度大。相較之下,營商環境憑借其清晰的指標體系、可量化的評估標準、可追溯的優化路徑,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可干預性和可評估性,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直接抓手。


具體而言,營商環境對新質生產力的作用機制至少通過三個渠道實現:一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優質的營商環境有助于降低知識、技術、數據等新型要素的流動壁壘和交易成本,加快創新要素向產業集聚;二是創新激勵的強化。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的市場準入、包容審慎監管,能夠為創新活動提供更穩定的預期和正向激勵;三是風險成本的降低。高效的政務服務、透明的規則體系、健全的法治保障,有助于降低企業在創新探索中面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正是通過這三重機制的疊加效應,營商環境成為影響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制度變量。


二、實踐轉向:從“通用便利”到“產業適配”的趨勢觀察


理論認識清晰之后,實踐層面的范式轉移開始顯現。本機構調研發現,2026年多個地區的營商環境改革釋放出同一信號:營商環境建設正在從“政府供給端”的標準化便利轉向“產業需求端”的精準化適配。


北京“伙伴式”服務:政企關系的全新定位。2026年印發第9版優化營商環境工作要點明確以“伙伴式”服務理念重塑政商關系,推出28項針對性舉措:要素保障層面構建“人才+土地+資金+數據”四位一體精準供給體系,提供100萬平方米創業空間、1萬套青年人才公寓,引導創投機構投早投小;產業適配層面鼓勵各區打造“一區一產業”營商環境示范標桿,圍繞機器人、合成生物、腦機接口等重點領域完善差異化管理制度,形成“一區一策、一業一策”;創新賦能層面健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盡職免責機制,開展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改革,為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鋪設制度化通道。


上海“產業生態單列”:結構性調整的先行探索。在2026年推出的營商環境9.0版方案中,首次將“產業生態環境”提升至與政務服務、市場競爭、社會共治并列的四大核心維度,標志著改革從優化單個企業辦事流程的“點狀突破”轉向營造滋養整個產業生態的“系統土壤”。圍繞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高端制造等新質生產力重點領域,針對性優化空間載體、融資服務、人力資源、產業配套等核心要素供給,促進產業、空間與各類發展要素高效集聚,既提升了本地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先進性與安全性,也為全國層面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營商環境升級探索可復制推廣的實踐路徑。


湖南“企業服務年”:問題導向的系統治理。該省將2026年定為“企業服務年”,其獨特價值在于以問題清單“倒逼”服務鏈重構。圍繞惠企政策獲得感、拖欠賬款、要素成本等八類共性痛點,部署全社會尊商重企、全周期服務企業、全鏈條賦能產業等四大行動。其中全鏈條賦能產業行動制度化開展“鏈長到一線”活動,由省級領導擔任產業鏈鏈長深入一線解決協同問題,服務對象從單個企業延伸至產業鏈整體;建立36部門協同推進機制,派出14個省級督導組下沉市州,形成了“問題發現-協同解決-效果反饋”的閉環治理體系。


杭州“數字賦能+產業深耕”:精準適配創新型企業需求。2026年“為企辦實事”項目以“政策供給更精準、服務響應更敏捷、企業體驗更可感”為導向,推動政務服務從“被動響應”向“主動預見”躍遷。制度供給方面,出臺全國首部具身智能機器人領域地方性法規《杭州市促進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發展條例》,構建覆蓋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產業應用的全鏈條制度體系。創業支持方面,印發《支持一人公司(OPC)創新創業發展的若干舉措》,以12項舉措精準破解AI創業者“輕資產、少雇員、重智力”痛點。監管創新方面,蕭山區在芯創社區國家人工智能應用中試基地建立“沙盒監管”機制,鼓勵入盒企業在風險可控范圍內先行先試。上述舉措彰顯了杭州以數字治理賦能產業生態、精準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獨特優勢。


珠海“適配型”方案:差異化政策供給的實踐。《珠海市打造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高水平營商環境實施意見》從創新、投資、產業、政務、城市五個維度推出28條舉措。其中,在產業環境維度,珠海明確構建與主導產業相匹配的服務體系,推進產業營商環境試點,如金灣區加快推進生物醫藥產業營商環境試點,形成企業全生命周期服務指引,則是產業需求牽引制度供給的典型縮影。


蘇州“雙清單”模式:政策協同的制度創新。該市在2026年蘇商大會發布“產業+營商環境”雙清單,一方面明確十大重點新興產業、十大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同步推出90項營商環境具體舉措,推動營商環境從“便捷服務”向“賦能增值”演進。這一模式從制度層面實現了產業政策與營商環境政策的同步設計,從根源上解決了兩類政策“兩張皮”的問題。


三、問題與挑戰:營商環境適配新質生產力的三個落差


在實踐快速推進的同時,我們也觀察到一些值得關注的結構性問題。


一是新賽道制度供給的“時滯效應”。新質生產力多誕生于顛覆性技術驅動的產業新賽道,而現有制度規則大多形成于傳統產業語境,難以適配新賽道的發展需求。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但“因地制宜”需要“有規可依”。當前,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制度供給滯后于技術創新”的困境:部分前沿領域缺乏明確的監管規則,導致企業創新探索面臨“合規風險”;部分領域審批流程仍沿用傳統標準,制約了新技術、新產品的落地速度。盡管廣東等省份已開始強化未來產業立法前瞻研究,但從全國層面看,“立法追趕創新”的模式在創新迭代速度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仍面臨持續性的制度供給壓力。


二是公共服務能力的“執行溫差”。世界銀行B-READY 2025報告顯示,全球各經濟體在公共服務供給和效能方面普遍存在不足,不少經濟體存在重監管輕服務的現象。即便是美國,其監管框架得分(78.67)與執行效率得分(68.02)之間也存在近11分的“效率差距”。這一現象提醒我們,營商環境對新質生產力的適配,不能僅停留在制度文本的完備性,更要落實到企業實際可感知、可使用、可受益的公共服務效能上。“公共服務缺口”和“執行溫差”是當前制約營商環境與新質生產力深度適配的結構性問題。


三是競爭模式轉型的“路徑依賴”。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不斷推進,國家對“內卷式”區域競爭的整治力度持續加大,從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綜合整治”升級為2026年的“深入整治”,明確要求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出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鼓勵和禁止事項清單,規范招商引資中的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政策。這意味著,過去依賴土地優惠、稅收返還等“政策洼地”的競爭模式空間持續收窄,營商環境競爭正回歸本質:比拼制度供給質量、產業生態厚度和公共服務效能。然而,仍有地區未擺脫“拼優惠、拼補貼”的傳統思維,未能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打造差異化營商環境,導致區域競爭同質化,難以形成對優質創新要素的“黏性”。


四、第三方視角:推進“適配度”診斷與優化的幾個著力點


基于上述分析,結合本機構在區域制度創新領域的咨詢實踐,我們建議地方政府立足自身產業基礎,從“診斷、供給、效能”三個維度推進營商環境與新質生產力的深度適配,實現“雙向賦能、協同發展”。


一是建立“產業-環境”適配度的診斷框架,實現精準施策。不同類型產業對營商環境的需求存在顯著差異:硬科技企業更關注知識產權保護、長期資本供給和研發支撐,平臺企業更關注數據治理、公平競爭和監管包容,生物醫藥企業更關注審評審批效率、跨境數據流動和產業鏈協同。為此,我們建議地方政府構建分層分類的“產業-環境”適配度診斷矩陣,通過實地調研、企業訪談、數據研判等方式,精準識別不同產業在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執行效率三個維度的具體短板,形成“產業需求清單+環境短板清單+優化舉措清單”三單聯動,避免“一刀切”的泛化優化。


二是推動制度供給從“被動響應”向“主動前瞻”轉型,破解時滯難題。針對新賽道制度供給的“時滯效應”,我們建議建立新興產業制度預判與儲備機制:①聯合科研機構、行業協會、龍頭企業,圍繞未來產業,提前開展立法可行性研究和制度設計,推動從“制度追趕創新”向“制度與創新同步”轉變;②推行“包容審慎監管+監管沙盒”模式,在守住安全底線的前提下,為創新探索預留容錯空間;③建立跨部門協同立法“快速通道”,以縮短制度供給的“時滯成本”。


三是對標國際高標準,補齊公共服務效能短板。以世界銀行B-READY評估為參照,將公共服務效能提升作為下一階段營商環境優化的重要議程。具體而言,①“數字化+專業化”雙輪驅動-利用AI大模型實現惠企政策“千人千面”精準推送與“免申即享”,同時培育懂產業、懂技術、懂市場的“技術經理人”與“產業服務官”隊伍。②建立以“企業滿意度”為核心指標的公共服務效能監測體系,定期監測、問題整改閉環。③打破“各自為戰”的局面,構建“全生命周期、全產業鏈”的公共服務體系,讓企業能夠實實在在享受到營商環境優化的成果,縮小制度文本與執行效能之間的“溫差”。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營商環境建設從“普惠優化”走向“精準適配”的一個重要窗口期。營商環境與新質生產力的“雙向奔赴”,本質上是一場制度供給側的深度改革,更是區域發展的核心重塑。作為第三方咨詢機構,我們將持續深耕這一領域,通過專業的調研診斷、案例提煉和方案設計的全周期賦能服務,助力地方政府突破發展瓶頸,打造“懂產業、能落地、善賦能”的高水平營商環境,推動新質生產力加速培育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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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we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