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趙鵬：“廣東探索”為全國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提供樣板

　　“綜合查一次”“亮碼入企”“企業安靜生產期” ……

　　這些廣東的執法創新實踐，近日得到了權威專家的“點贊”。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趙鵬在接受羊城晚報專訪時表示，廣東較早意識到行政檢查對企業的“干擾性”問題，其整合檢查、數字賦能的探索為國家層面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樣板。

　　“組合拳”從三方面發力

　　羊城晚報：廣東出臺了2026年優化營商環境三大方案。從專業角度，您如何評價這套“組合拳”的設計邏輯？

　　趙鵬：《廣東省2026年優化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工作方案》的基本邏輯在于，從健全規則供給、優化監管執法、強化權利保護等三個方面完善法治化營商環境：

　　其一，既強調通過提升政府立法質效、強化法規規章政策審查評估等來提升規則供給的質量，又強調在新賽道新領域等重點領域加強制度供給。

　　其二，既繼續深化已經開展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又通過分級分類監管等常態化地推進涉企監管方式的完善。與此同時，還強調加強對監管執法活動的監督。

　　其三，主要是通過全面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等有效保護產權，推動企業和企業家形成合理、穩定的預期。

　　“廣東探索”意義重大

　　羊城晚報：廣東在規范涉企行政檢查方面探索了“綜合查一次”“亮碼入企”等做法。從全國視角看，廣東這些探索具有怎樣的示范意義？

　　趙鵬：廣東的這些探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與復制推廣價值。過去，行政檢查活動被認為是一種過程性的、對企業合法權益似乎影響不大的活動。但事實上，過于頻繁地檢查顯然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會產生干擾。檢查過程中即時提出的、未在最終執法文書中體現出來的各種管理要求，對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的影響也不可小覷。廣東較早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并探索出以整合檢查活動、減少對企業的干擾，借助數字技術保障行政權力行使的透明和可追溯等為基本思路的規范方案，為國家層面的制度建設提供了非常好的前期探索。

　　下一步，可以思考如何在推動行政檢查更精準地發現問題，如何更有效地引導企業在合法合規經營上發力。

　　羊城晚報：廣東提出從“嚴管”向“善治”轉變。在您看來，“善治”的法治內涵是什么？最關鍵的制度突破在哪里？

　　趙鵬：善治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要求：一方面，法律和監管規則本身要不斷地與技術特征、產業現實、商業生態等進行調適；另一方面，法律的普遍性要求適用到具體場景時，需要按照法律原則、法治精神的要求，積極合理地運用裁量權給出一個確保個案正義的結論。其關鍵在于避免僵化、避免一刀切。

　　視法域差異為戰略資產

　　羊城晚報：廣東經營主體已突破2000萬戶。如此龐大的市場主體規模，對法治化營商環境提出了哪些特殊挑戰？

　　趙鵬：面對海量的市場主體，無論是政府的監管執法資源，還是司法機關解決糾紛爭議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我理解，經濟活動的規范不能僅僅依靠國家正式的法律制度，還需要信用體系等社會“自我規制”的機制。當然，中國營商環境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在于，我們不能消極地等待這類機制由社會自發形成，需要政府積極地培育。同時，法治體系也需要建立與這些社會自我規范的鏈接點。

　　羊城晚報：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殊格局下，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面臨哪些獨特的制度難題？

　　趙鵬：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格局特殊，對于營商環境建設的意義需要全面看待。它雖然帶來了一些挑戰，但應當被視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戰略資產”。我們需要更加精準地分類施策。

　　羊城晚報：請用一句話總結您對廣東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的觀察和建議。

　　趙鵬：期待廣東不斷探索與新技術新業態相適配的制度規則，完善監管執法體制機制，提升糾紛解決的效率和公正性，有效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為扎實推進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不斷貢獻“廣東經驗”。